因为所以 科学道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蓦推测,大概是在清初。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其中周春富的先祖就是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掺,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恻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侧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摄。家里不养牛养骤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蓦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
　　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叫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土改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
　　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这一分析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依据,但是按此判断,周春富似乎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批斗
　　1947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愣,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都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十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十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样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ZE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电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典型
　　周富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周春富的死,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摘自《都市文化报》)
　　
读稿笔记 郑元绪

　　现在在来看"周扒皮"的真实故事,已经不觉得怎么新鲜。不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太有名了,在我的记忆中,它和杨白劳喝盐卤、收租院的冷大娘泡水牢,是少时接受阶级教育的三大启蒙。阶级教育不搞了,启蒙教材是真是假也就不那么要紧。要论当年的政策,有土地、雇长工两条就是当一名地主的"资格认证",要害是"剥削"二字;钻鸡窝、动酷刑的情节不过是强调了为富不仁,进一步激发穷人的阶级仇恨罢了。这些年的文艺作品风向大变,财东们无不是勤劳致富,造反的倒常常是村子里的二流子。史诗巨著《白鹿原》里的农协主任黑娃虽是正经扛活出身,临了还是当了土匪,一棒子把先前的主人白嘉轩的腰打断,当然自己最终也没得好死。

　　作家王蒙说,有一次他对14岁的孙子进行教育:"我14岁的时候已经参加革命,当了地下党,你今天只知道玩电脑游戏……"孙儿一句话噎回来:"那是因为当时没有玩具,你不去干革命还能干什么?"哦,假如在那黑暗年代就布满黑网吧,青少年没日没夜沉溺于《传奇》和《征途》里,那壮丽的革命事业恐怕就后继无人而断了档!想想真是后怕。这假想虽然荒诞,但"革命"这个在人们生活中曾坐头把交椅的词汇,终究变得暗淡而被人随意消解甚至戏谑,已是无奈的事实。世道是变了,人们纷纷增加自己的财产性收入而做了房东、业主,以给大批雇工解决就业机会为荣耀,以事受其"剩余价值"的多寡排座次,受人顶礼膜拜了。

　　但作品里的周扒皮仍旧不足为训。剥削也就罢了,还要"扒皮"!而且钻鸡窝学鸡叫,明着造假。现在许多报刊都爱说"普适价值",甚至为这个舶来的词儿打嘴仗。我不大赞同言必称"普适",显示自己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历史,高人一等;但"普适"这两个字的确很形象,比如"不造假不撒谎"就应该很"普适"。地主和农民都蔑视和忌讳撒谎,所以周扒皮只能半夜偷偷爬进鸡窝。现实里的"周扒皮"则显得厚道多了,应该属于开明士绅,没收土地财产没话说,活活打死就有点过了。

　　一直有海外学者撰文指出,撒谎是人的天性,这也许有点道理。撒谎毕竟只是一种手段,有时是社交中的虚与敷衍,省却了无谓的解释与周旋;有时是亲友间一种善意的遮掩,以避免一次不必畏的伤害。但眼下"善意的谎言"泛滥成灾,而且愈演愈烈。"善意无罪,造假有理!""我善意,所以我撒谎!"这声音竟然是那么理直气壮。一个感动社会的故事一定要用谎言来编织吗?一个美丽的梦想一定要靠一场"谎言秀"来实现吗?一种对艺术效果的完美追求,一定要导一场虚假的"双簧"来完成吗?不,完全没有必要。恰恰相反,最打动人心的东西往往因其"真"而不够"完美"。你看残奥会开幕的点火,运动员侯斌用力拉动滑轮上的吊绳,让他的轮椅"座驾"节节上升。在最后几米他的力气几乎用尽,我们看到他流满汗水却坚毅不屈的脸庞,全场为之激动欢呼。设想假如改用电动机升空,侯斌只是装模作样地做做拉动的姿势,我们又会是什么感受?!生活也是一样,永远会有残缺相伴。我们不必用谎言去修补和粘合,使它呈现完美的假象;而更应该勇敢(甚至无奈、甚至痛苦)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在残缺的人生中寻找不平凡的意义。真、善、美以真为首,舍真而求善求美,永远是缘木求鱼。这样的艺术只能逞一时之强,这样教育的孩子难免面临灾难之渊。因为戏可以落幕,生活一直要继续;戏有彩排,生活只有现场直播;空中的脚印可以预先录制,地上的脚印须我们一步步踏出来。
　　钻了鸡窝的周扒皮永远不该翻身。我们能够容忍剥削,却不能容忍造假。因为现在学鸡叫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不过有了电脑仿声,一个个学得惟妙惟肖,有点以假乱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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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服务于政治，政治服务于党国，哪儿有什么艺术家，谎言编织的和谐社会只是在造就更多的虚华盛世和一个个狼狈不堪的“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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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Yee@因为所以 科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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